文章摘选自：

李筱懿《情商是什么？》

和化妆师Lucy第一次合作时，我心里不够信任她，所以话特别多，不停对她说：“我不适合用大地色眼影，显得眼睛肿；口红用玫红色系和今天的衣服比较搭配；眉毛再画粗一点吧，显得更自然；

我最近长胖了，脸上的阴影要不要多打一点，显瘦……”

Lucy直截了当地放下化妆刷：“你再这么有主意，我就没法工作了。我收费不便宜，如果完全按照你的想法，你请我的钱就白花了。请克制自己的干涉，别影响专业人员的判断。”

我被她一句话摆平，内心充满佩服，不再唠叨，转而请教她关于化妆的问题：“Lucy，你觉得化妆师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？”

她一边打粉底一边说：“审美观呀。最漂亮的五官全部集中在一张脸上，可不一定好看，因为整张脸到处都是重点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哪还有心思去感受这个人美不美呢？审美观好的化妆师，更懂得克制，有那么多工具和材料，却不对你的脸滥用，只去扬长避短，找准一个重点，发挥你五官中最大的优势。”

我再问她：“那你觉得漂亮和美有什么区别呢？”

Lucy笑起来：“如果要漂亮，我按照流水线的操作，把你的五官全部强化一下，涂点彩妆，肯定比素颜好看。但是，美不同，美不能贪心，还要有个性。就比如舒淇吧，脸型嘴巴都好看，但是眼间距特别大，就要去微整开眼角吗？不必。用眉形和眼线调整距离，保持她灵动的气质，就非常有少女感。所以，化妆的高阶从来不是浓妆艳抹，而是自然和谐——漂亮可以夸张，美却是克制。”

各行各业，专业和悟性达到一定水准，都触类旁通。

Lucy确实是一位非常克制的化妆师，她的彩妆盘像个颜料铺，却从不画得花红柳绿；化妆包里口红林立，却极少用最艳丽的色调。所谓克制，或许就是像她这样，在选择余地宽广的状况下，依旧不贪心吧。

杰奎琳·肯尼迪是20世纪的时装偶像之一，但是她的个人条件其实很一般，曾经当过记者的她自黑说：“敝人身高五英尺七英寸（一米七四左右），棕色头发，方正脸庞，两只不幸的眼睛相距遥远，为配一副适合我鼻梁的宽大眼镜得花去三星期的时间，生就一副难以令人激动的身材，但若服装选择得当，尚能显得苗条。”

因为明白自己的短板和长处，杰奎琳的审美一向很简约：她佩戴简洁的珍珠项链，一头常年不变的短卷发，全身服装颜色不超过三种，有很多裁剪合体、面料精良的廓形裙，这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服饰风格。

这种审美的简洁和克制，渗透到日常行为中，最终在一个关键时刻，得到考验和体现。

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：30，杰奎琳陪同丈夫——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·肯尼迪乘坐敞篷轿车行驶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，约翰·肯尼迪遇刺身亡：第一枪击中脖子，杰奎琳扑上去摁住伤口；第二枪击碎头盖骨，杰奎琳爬上敞篷车，去捡丈夫被打飞的头盖骨。

其间只间隔了七秒钟。

从来没有人告诉过她，怎样的举止更适合痛失丈夫的第一夫人，没有彩排和预演，甚至突发到连反应的时间都以秒钟来计算，命运很残酷地砸给她一道悲痛的难题，她前半生的全部修养和情商，都得在这一刻上场。

当然，杰奎琳可以选择痛哭，谁都会原谅女人此刻的柔弱，但是，她没有这样做。在“空军一号”从达拉斯飞回华盛顿的过程中，她一直穿着被丈夫鲜血染红的粉红色外套，她说：“让人们看看，他们（指杀害总统的凶手）做了什么。”在肯尼迪的葬礼上，她身披黑纱，领着五岁和三岁的两个遗孤，亲手点燃总统墓前的不熄之火。

比起流泪和悲痛，她明白克制地表达尊严更为重要，比起打扮得体的美丽女人，行为得体的第一夫人更有分量。

我见过很多某方面能力很强的人，行为上却特别不克制，包括我自己。

有人夸我会说话，于是我滔滔不绝地说，丝毫不给别人留下接话和打断的余地；有人身材特别好，穿什么都好看，于是每天都要打扮到无懈可击，即便参加别人的聚会，也要艳压女主角；有人是完美主义者，一定要求所有人都与自己节奏一致，标准一样，迁就性很弱；有人羽毛球打得特别好，于是每次都要扣杀，让别人都变成陪练。

每个人都有长处和优势，能够克制自己求胜、求美、求好、求全的执念，才会平定心境，兼顾他人的情绪。

而情商，并不是长袖善舞，圆滑世故。情商中的关键点，是锻炼情绪的可控性，从而增强理解他人以及与他人共处的能力。

表情克制，就不会让人误会你想表达的情绪；言谈克制，说错话的概率会减少很多；行为克制，就不会太冒进；欲望克制，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挫败感能降低很多。

我曾经是个话特别多的人，意识到言多必失后，我开始问自己三个问题：第一，我说的话都确认过是真的吗？第二，我说的话都是出于善意吗？第三，我说的话对现在的情况有帮助吗？

问完自己这三个问题，我的话少了一大半。

这就是克制的力量。

就像当时Lucy特地补充：“我的客户里，打扮得顺眼而舒服的女人，情商往往比花枝招展的女人更高，因为她们更懂得节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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